在举国上下喜迎建国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大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于敏等23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江泽民主席在表彰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工作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精辟阐述了“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明确提出了加快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技强军的战略目标和工作任务。
江主席在讲话中以充满诗意和激情的语言指出，“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奠定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
江主席在讲话中还特别指出：“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他强调：“‘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伟大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进力量。”江主席号召我们：“一定要坚持发扬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的那么一种干劲、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奋斗精神，全面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继续同心协力地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不断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以昂扬的姿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向着新世纪全面推进！”
认真学习江主席的重要讲话，回顾“两弹一星”事业的奋斗历程，发扬光大“两弹一星”的革命精神，对于我们更好地肩负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赋予的历史使命，加快实施科教兴国、科技强军战略，尽快把我军武器装备搞上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两弹一星”事业不竭的力量源泉，充分体现了“两弹一星”研制者们继承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优秀美德和报效祖国的赤胆忠诚
江主席在讲话中饱含深情地指出：“‘两弹一星’研制者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许多研制工作者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写就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丽史诗。”在“两弹一星”的伟大实践中，自始至终高扬着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自始至终体现出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可以说，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光耀千秋的爱国奉献史。现在重温这段历史，使人深受教育、倍受感动。
热爱祖国、为国奉献，这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美德。新中国的诞生，极大地激发了包括海外学子在内的全体炎黄子孙满腔的爱国热情。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和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身上看到了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希望。1950年3月18日，朱光亚等52位留美学生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3卷第8期上发表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就充分反映出海外赤子当时那种欣喜若狂、无比自豪的激动心情和渴盼回国为新中国建设贡献才智的热切愿望。他们在信中这样写到：“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回去了。”正是在这种爱国之心的感召下，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包括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荣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的钱学森，当年在提出回国要求之后，立即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先后遭到美国当局的拘留、监视，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年之久。但他仍不改初衷，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怀抱。老一辈物理学家赵忠尧冒着风险，携带在国外购买的静电加速器部件和一批物理实验器材回国，在途经日本时却被驻日美军非法扣押，经我方营救，才得以回国。正是利用这些带回的部件、器材，我国于1955年装配完成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这对当时的科研攻关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从海外归来时说：“我回来不是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为我国的国防事业献出力量。”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王淦昌在领受研制原子弹任务时，抱定“以身许国”的坚强决心，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为之奋斗终身。从此，他化名王京，不计名利，不畏艰难，在核武器研制基地整整奋斗了17年。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夫人何泽慧在新中国诞生前回国工作，还带回约里奥·居里赠送的宝贵的放射性元素，他们为新中国核工业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早年留学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被誉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的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在谈到回国的理由时，他掷地有声地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女物理学家王承书和她的丈夫、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回国时，虽遭受美国非法传讯和搜身，并被军警没收了为国内采购的半导体材料，但这一切并未动摇他们回国的决心，反而更加激发了投身祖国科学事业的热切愿望，终于在1956年冲破阻挠，回到祖国。为原子弹、氢弹研制作出重大贡献的邓稼先，其爱国情怀始终坚贞如一。他1950年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五星红旗。在接受参加核武器研制任务后，他对妻子说：“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文革”期间，由于受动乱的干扰，一次核试验出现了偶然的事故。为了防止事故扩大造成更大危害，他不顾众人的拦阻，亲自冲入事故发生地区，终于查明了事故原因，但他自己却受到超剂量的辐照。这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将个人生命置之度外的崇高品质和牺牲精神，感天动地，永远为后人所颂扬。他毕生拼搏，终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86年8月去世。就在逝世前12天，他还专门来到天安门广场，向鲜艳的五星红旗行最后一个庄严的注目礼。当年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归国的著名物理学家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了20多年。当有人说他如果当年不回国，在学术上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时，他非常自豪地说：“我不回国，可能在学术上会有更大的成就，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如我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曾在核工业起步阶段对查明铀矿资源作出重大贡献的李四光，以及王大珩、陈能宽、杨承宗等，当年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冲破阻力、克服困难，回到祖国的，他们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感人至深！
50年代末期，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撕毁协议，终止援助，撤走专家，使我国刚刚起步的“两弹”事业受到严重挫折。这种外部压力更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我国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精神的又一重要体现。当时由新中国派往苏联学习的周光召、吕敏等20多位专家、学者，在得知苏联撤走专家的消息后，立即奋笔请缨，集体写信要求回国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他们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根据祖国的需要，经中央批准，他们很快回到了国内，为“两弹一星”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几十年来，为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都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特别是长期在科研、试验基地和核材料工厂、矿山、勘探等单位工作的同志们，远离都市，远离繁华，远离家人，为了崇高的事业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磨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和牺牲。成百上千的烈士，长眠在茫茫大漠和戈壁荒原，他们的英名已与“两弹一星”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永远为世人所敬仰。许多同志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表现出了无比高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貌。像孙继先、李福泽、栗在山、张蕴钰这样的老同志和不少科学家，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一干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始终斗志昂扬，从来无怨无悔。正是这种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成为“两弹一星”事业不竭的动力源泉，铸就了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史上的座座丰碑。他们在“两弹一星”事业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的爱国、奉献精神将永远彪炳史册，世世代代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事业成功的根本基点，充分体现了“两弹一星”研制者们发愤图强的坚定决心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
江主席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他说：“‘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他们运用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他们所具有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能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一条最根本的经验，也是研制“两弹一星”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艰苦奋斗则是我们实现这一方针的必然选择和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
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是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特殊条件下展开的。特别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严峻形势下，毛主席、党中央不怕压、不信邪、不畏难，进一步下定决心，一定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毛主席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这番话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勇于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意志。贺龙元帅提出，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打掉一切依赖思想。”聂荣臻元帅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要“变压力为动力”、“变气愤为发奋”，“集中全国力量，立足国内，突破两弹技术”。原二机部为激励自己发愤图强，决定把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时间———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596”。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提出“早日造出‘争气弹’，为祖国争光，为人民争气”的口号。
为了集中力量，独立自主突破原子弹技术难关，根据钱三强的建议，从1960年初到1962年10月，原二机部相继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曹本熹、汪德熙等230多名高、中级科学研究、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当时被誉为“金手艺”的高级工艺师，先后调入、充实到北京核武器研究所。他们会同已在该所工作的朱光亚、邓稼先等人，基本形成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骨干力量。大家在缺少关键材料和图纸的情况下，刻苦钻研，集智攻关，解决了苏联专家撤走后遗留下来的种种难题。在导弹技术领域，为加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建设，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从各地选调来任新民、梁守、屠守锷、庄逢甘、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梁思礼、胡海昌等20多名高级技术专家，又从全国大专院校遴选了近千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加强研制队伍。为了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中国科学院白手起家，在很短的时间里置办了各种实验设备，建起了实验室。时任地球物理所所长的赵九章和钱骥对提出第一个卫星方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科学院天文台从事光学和无线电工作的研究人员遵照周总理“要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的指示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对卫星的发射和运行的测控做了许多探索工作。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双手，用简陋的设备造出了要求很高的零部件，有些则是完全靠金工师傅们用手工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如在姜圣阶和张沛霖等专家的指导下，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张同星等人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青年车工原公浦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高浓缩铀球等。火箭专家任新民在设备和技术条件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为了突破火箭发动机的技术难关，与技术人员、工人师傅一起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在车间，在试车台旁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终于拿出了过硬的产品。航天战线的另几位重大型号总设计师屠守锷、梁守、黄纬禄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核领域的化工专家姜圣阶，著名的光学专家王大珩及著名的冶金和核材料专家吴自良，也都在各自负责的技术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国防科研试验部队是这条战线的另一支生力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我国早期的导弹发射和核试验基地是1958年开始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建设的。那里的自然环境异常恶劣，国防科研试验部队的创业者们立下了“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他们住帐篷、睡地窨、喝苦水、战风沙，以昂扬的斗志战胜艰难困苦，在茫茫荒原大漠，建立起了现代化试验基地，完成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试验任务，创造了一流的业绩。随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在以后的峥嵘岁月里，陆续建立的卫星发射、测量控制、风洞试验、海洋测量船、空海军和常规兵器试验基地及科研院所，这些单位的官兵同样继承和发扬了当年那种精神，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两弹”攻关时期，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研制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之差、困难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生活困难，大家却团结一心，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坚持把“两弹”搞出来，把卫星送上天。党中央、毛主席和各级领导时刻牵挂着国防科技队伍的温饱和冷暖。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分别打电话给有关省市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请求支援”，强调一定要千方百计让科学家、技术人员、军队的干部战士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导弹。各地区、各军区在自身困难的情况下，迅速给研制试验单位调拨了一批粮食和生活用品。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直接负责调拨、分发的行政、政工和后勤人员们把这些粮食、物品全部分送给了科技人员，他们自己却一点也不分，一口也不吃。这样的例子，当时并不鲜见，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风尚。比如，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成立之初，刚刚建好宿舍楼，该基地主要负责同志就曾下过这样一道命令：把该楼全部分配给科技人员，领导同志和其他人员一律住在帐篷和“干打垒”中。更令人难忘的是，为了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毛主席和周总理很长时间都舍不得吃肉，然而，1962年春节，国务院却在人民大会堂宴请1000多名专家，请他们吃肉、补充营养。这种领袖和人民共冷暖，领导同志和科技人员心连心，上下信赖，齐心协力战胜困难的动人情景，许多同志至今记忆犹新。
正因为如此，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再一次号召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我理解，邓小平同志要我们记住那个年代，是提醒我们不能丢掉过去的精神，这对我们总结过去，迎接未来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实践证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不受制于人的重要法宝，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强自立、进步发展的根本。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进行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同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借鉴外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跟踪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真正做到独立自主而不闭关自守，自力更生而不盲目排外，对外开放而不失中国特色。
三、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事业鲜明的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万众一心、团结协作的强大优势和“两弹一星”研制者们勇于站在世界科技进步前列的信心、智慧和力量
江主席在讲话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在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历程中，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成千上万的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团结协作，群策群力，汇成了向现代科技高峰前进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广大研制工作者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使我国科研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他们用自己的业绩，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创造史书写了新的光彩夺目的篇章。”“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这是党中央英明决策和组织领导的结果，是举国上下群策群力，集智攻关，团结协作，密切配合的结果，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刻苦钻研，奋勇登攀的结果。
研制“两弹一星”，是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众多科技领域，而且涉及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只有在中央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团结协作，密切配合，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实施重点突破。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全国各个技术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大力协同。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期，毛主席就在罗瑞卿同志的报告上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为此，中央还批准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其成员包括7名副总理、7名部长级领导干部，集中统一领导这项事业。中央专门委员会仅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近两年内，就召开了9次会议，研究解决了一百多个重大问题。有一次中央专委开会，最后说到经费问题，周总理立即对主管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同志说：“先念同志，你得高抬贵手。”李先念同志把手举得高高的说：“对‘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抬得高高的。”像这样高层次的组织协调工作，都是周总理亲自出面去做。在“两弹一星”各个型号研制的过程中，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等都将其列为重中之重，优先给予保证。这项工程除了以核工业、航天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为主以外，先后有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精兵强将参加了攻关会战。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承担了核弹研制的科研协作攻关项目。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中央一旦决定，全国立即行动，不讲任何价钱。当时的中央有关部、局和有关省、市领导人都亲自关心重点研制、生产项目的落实情况，表示“凡是尖端武器需要的，坚决办好”。只要是“两弹一星”需要选调的科技专家，点到谁就给谁；只要是“两弹一星”的协作配套任务，就一定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只要是“两弹一星”任务需要办理的事情，都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全国各地处处“绿灯”。
“两弹一星”的试验工作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支庞大的科研试验队伍和各方面的协同配合。为了保证试验指挥通信安全畅通，每次任务要调用全国一半以上的线路，从试验场区到首都北京，到各观察和测控站，每根电线杆下都有民兵义务看护，最多时达数十万人。为加强组织领导，每次试验任务都成立相应的临时领导机构。比如在最初的几次核试验中，都组织了由有关领导及科学家组成的试验委员会，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现场解决各种问题，使尖端武器这架复杂而精密的机器，始终保持正常而高效的运行状态，从而保证了试验成功。在第一颗原子弹及第二、三次核爆炸试验中，张爱萍同志都担任了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总指挥。他胸怀全局、深入现场，与参试人员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他尊重科学家，爱护科学家，团结科学家，支持科学家，千方百计为科学家创造充分施展才华的环境和条件；他敢于拍板，勇于负责，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和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在他的组织指挥下，各参试部门和全体参试人员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同心同德，密切协作，高奏出一曲曲大力协同的胜利凯歌。
大力协同精神同样在广大科技人员身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我们的科技人员抛弃了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文人相轻、同行相斥”的世俗陋习，代之以“文人相亲、同行相助”的一代新风，并在实践中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系统之间、单位之间、军地之间的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精神。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在工作中总是争挑重担，在荣誉面前甘当无名英雄，在挫折之时共担风险攻难关。1959年夏，朱光亚同志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不久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负责人。他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在此基础上主持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对我国加快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和提前进行试验起到了重要作用。航天领域的黄纬禄同志在承担潜地固体火箭的总体研制任务中，曾多次遇到一级发动机摆动喷管的最大摆角达不到要求的问题。由于各个分系统的设计师们都从“总体”出发，积极挖掘本系统的潜力，拿出“余量”，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两弹一星”的创业者们在实践中积累和概括的“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使用，有风险共同承担”的经验，以及“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高尚风格，就是他们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团结合作、协同攻关的生动写照。
“两弹一星”研制者们不但是一个善于大力协同的优秀群体，而且是一支勇于登攀、善于登攀，敢于创新、敢于超越的优秀队伍。“两弹一星”的研制，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历史性飞跃。由此，我们直接跨入了核技术、航天技术等世界尖端技术领域。这种科学技术的大幅度跨越，没有超乎寻常的登攀勇气和创新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要攻克“两弹一星”的科技高峰，首先必须具有敢于登攀的勇气。从“两弹一星”工程的先进性、系统性、复杂性、严密性和时效性来看，以我国当时的技术基础和条件，难度之大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怕险阻，知难而进，埋头苦干，刻苦钻研，顽强拼搏，大胆创新，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全世界为之赞叹”的辉煌成就，使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和掌握航天技术的国家之一，并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江主席在讲话中高度评价这是新中国在向现代化进军的道路上“光彩夺目的篇章”和一次影响深远的“质的飞跃”，并郑重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此后，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又凭着这股勇于登攀的干劲和毅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核技术方面，我们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从空中爆炸到地下试验，从航弹到导弹头到核弹头小型化，大幅度提高了核武器性能和技术水平；在导弹技术方面，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近程到中程到远程再到洲际，从液体到固体，从陆上发射再到水下发射，从“两弹”分别试验到“两弹”结合试验；在航天技术方面，从比较简单的科学试验卫星到技术密集、系统复杂的各种应用卫星，从低轨道到高轨道再到同步轨道，从多种类型的应用卫星到卫星回收、一箭多星，从陆地到海洋的精密、准确的航天测控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巨大成功，的确令国人扬眉吐气，令世人为之赞叹。
在登攀“两弹一星”科技高峰过程中，广大科技工作者不但表现了非凡的创新勇气，而且表现出非凡的创新能力。在“两弹一星”研制中，我们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方案，其中许多方面都超越了传统的技术阶段，并且在科研上表现出了很强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创造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创新精神与“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完美结合的成功范例。比如，为进行原子弹的研制，早在1958年，便由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主持开办了一个学习班，带领一群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对原子弹的理论进行探索、研究。由于科学家们的努力创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按内爆原理设计的浓缩铀弹，比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先进。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的1960年年底，在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精心安排下，由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主持，氢弹原理的探索就开始了。当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核武器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便集中力量攻关，从原理、结构、材料等多方面广泛开展探索，他们扎扎实实地进行理论研究，力求先从理论上寻求突破，然后再转入型号研制，认真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于敏忠实地遵循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的研制路子，和彭桓武、邓稼先、黄祖洽等一道在氢弹原理突破和研制中起到关键作用。正是他们敢于创新、善于攻关，所以仅用2年零2个月时间，就突破了氢弹原理，随后仅半年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创造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时间比美、苏、英、法等发达国家少2至6年的奇迹。而且我国的氢弹在体积、重量和聚变比方面都比美、苏第一颗氢弹的技术水平先进。导弹领域的组织者和专家们，在仿制成功第一枚近程导弹，又自主和研制成功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初步掌握基本技术以后，便立即考虑我国导弹事业的长远发展问题。从1964年到1965年，原七机部发动了科研、设计、生产、使用部门的工人、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3000多人参加发展规划方案的大讨论，钱学森同志在讨论中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大家的智慧，在1965年制订了《1965—1972年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即所谓的“8年4弹”规划，这一规划为我国导弹事业勾画了从中近程到中程到远程到洲际这样一种发展蓝图。为研制这四种基本型号的导弹，我国航天领域的科学家们克服了无数技术难关，走出了一条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勇于登攀的精神和实践，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及其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航天测控老专家陈芳允和其他技术人员，一方面参考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坚持深入研究，不断创新，大胆提出了设计思想新颖、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多功能统一测控系统的方案，独立自主地建立了我国的人造卫星测控系统。这套新测控系统不仅为1984年发射“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而且为后继的卫星发射和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科学家王希季、杨嘉墀、孙家栋等也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的进步与发展积极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体现出的勇于登攀的精神，充分显示出中国人民完全具有站在世界科技前列的勇气、信心、智慧和能力。正如江主席在讲话中所说的那样：这是“我们真正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石”。当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阶段，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研制时的那种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精神，更具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艰巨的任务和光荣的使命，我们一定要讲团结不计得失，讲协作不计名利，讲风格不计主次，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不断登攀，不断创新，为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而努力奋斗。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谱写了光彩夺目的新篇章。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建设和试验工作的同志们所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所坚持发扬的伟大精神，连同他们所创造的不朽伟业，必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与自觉性，认真学习“两弹一星”的基本经验，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认清形势，把握规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以昂扬的斗志和百倍的信心迎接新的世界科技革命和军事变革的挑战，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创造出让中华民族更加自豪的辉煌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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